就秦朝的政治运行，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中国人，都能概括一二：
首创皇帝称号，行郡县、废封建，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，在中央政府试行三公九卿制，地方由中央直接派任郡守、郡丞、郡监、郡尉，分别掌握行政权、监察权和军事权。
正如上图所示，这是一棵很清晰的知识树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目了然，仿佛就只通过这些，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就建立了，但是，无论是与前代周朝、春秋、战国的纵比，还是与波斯帝国、希腊化王朝的横比，这点信息，都实在有点“虚”。
实际上，任何一个集权制度的构成，都不可能如此简单，尤其是在地方管理层面，流官担任的官吏深入的程度，意味着对社会管理的深度，也意味着权力触角延伸的下限，而这一点，我们往往是忽略的，甚至满足于所谓“两千年皇权不下县”的错误总结。
真正的秦制图景，是酱紫的：
看起来密密麻麻的，其实是几个序列：
1，相邦、丞相为首的朝廷，属中央官（都官）；
2，首都所在区域的内史所辖区官员，属都官；
3，少府为首的皇室属官（含派驻地方者），属都官；
4，首都咸阳之外地区的由郡守统领的地方官。
以上，其实是秦统一之前官僚组织的一个素描，而非完整、准确地图景，不过普通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基本信息：
1，秦国的整个官吏组织，顶端的大脑就是右丞相、左丞相或相邦府，其执掌上纵横文武，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其外的以邦尉为首的“武职”系统，即“文武不分途”；
2，在秦国，丞相、相邦统领整个官僚组织，但在其下，其实又有三个类别：
（1）朝官，也就是我们理解的中央官职，所谓三公九卿，他们和他们的属官基本上是在中央朝廷范围内活动；
（2）都官，以内史为首，统辖都城的地方行政系统，以及中央直属系统（主要是钱谷、物资）向地方郡、县派出官员的业务管理和文书批复；
（3）地方官，以郡守为首，负责所辖区域内的政务管理和文书上下。
3，秦国官职中，除了我们熟悉的郡守、县令之类的“政务主官”之外，也有仓、库之类的“事务官”，更存在多个类型的“特殊技术职务”，他们的特点是除了“管理职责”之外，还有“经营职责”，简单举两个例子：
（1）大田—各县田部，是为“田官”，其主要职责是经营、管理官有农田及耕牛等事务工作，同时，县、乡、里三级田官还需负责民户的授田管理；
（2）寺工、少府工室、属邦工室、县工室，是为“工官”，其主要职责是经营、管理官营手工业，如铸造兵器、农具及其他手工产品，其中的工匠既有奴隶、刑徒，也有服役的民户。
4，王室经济及供养的管理机构自成一体，即少府管辖的一系列工作，除了由丞相分配一部分“业务任务”之外，均与中央、地方行政体系有所区分。
这一堆看起来是比较枯燥的，但又非常必要，实质上勾画了秦的官僚机构对于整个国家管理的骨架，而这套骨架对于后世的“中央集权王朝”有着太多的“启蒙”作用。
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，很多人读史时，好谈政治，好谈权术，但却对于“权力”运行所知了了。
比如谈及宰相权力的变迁，唐代三省宰相尊荣必然大书特书，朱元璋废丞相也必然作为标志性事件，问题是，唐代三省宰相以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加衔任命之后，本官七品也可为“宰相”，此时这种卑官高职，与明代废丞相之后的七品内阁，权力上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？
所谓君相关系，相权对君权的制约，首要之处，并不在于宰相的礼仪待遇，以东汉为例，三公尽享尊荣，除了辟举人才的特权之外，几乎是国政运作的局外人；更不在于君主的顾问信重，哪怕言听计从，也不过是个人距离皇权的远近，而非职务的权力；甚至不在于什么“封驳”之权，若这套有用，又何必靠时人舆论去鄙视所谓的“斜封墨敕”呢？
真正的制约，来自于丞相职务在官僚系统中的“不可或缺”，也就是说，丞相作为官僚系统的顶端，真正通过文书系统的签批，成为其中不可替代的环节，并依靠长期形成的律令体系和行政惯例，与君主的“随意意志”之间形成博弈。
直白地说，就是机器很精密，牵一发动全身，不懂行的瞎动，会毁坏机器，丞相就是这个懂行的机械师，而君主要想不一勺烩、全完蛋，就得尊重专业、尊重机器运行的客观规律，这时的丞相，才是真“宰相”。
现实是，尽管我们看到2000年来的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君臣知遇故事、权臣秉政的先例，却往往是“借”皇权，或“窃”皇权以执政，换个强势皇帝，一切烟消云散。
而在秦国、秦朝，哪怕是在秦始皇这样亲力亲为的君主治下，他的诸多“大手笔”，也往往只是礼仪、名号上的变化，或是他超越法律之上的刑杀，而真正的行政权力，一直委托在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的手中，这一点，不可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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